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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原一边,与杭盖乐队共进晚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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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3-11 21:24:4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我们来到了杭盖乐队队长伊立奇的老家,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。窗外的火力电厂吞云吐雾,为北京提供了五分之一的用电量,而队长家里停着电,一片漆黑。人们找出应急灯,点上蜡烛,桌上有酒有肉,四野寂静,只剩下呼麦歌声和关于成吉思汗的故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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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左至右

1. 双排扣毛领褶皱纹路夹克和针织拼毛呢礼帽 Giorgio Armani / 墨镜 Oliver Peoples

2. 黑色皮夹克和阔腿 长裤 均为Emporio Armani / 黑色麂皮贝雷帽 Cerruti 1881 / 墨镜 Ray-Ban

3. 黑色工装皮衣 Bottega Veneta /羊毛礼帽 Emporio Armani

4. 皮毛马甲 Brunello Cucinelli / 墨镜Ray-Ban


「上都」


杭盖乐队和朋友们围坐在一张方形的长桌前。长桌上最吸引人的是一盆肉,有蒸熟的牛肉、羊肉、血肠,红白相间,大块垒垒,蒙古小刀搁在盆子里,吃的人便挽着袖子上手割肉。桌上还有来自蒙古国的香肠,两份卤鸭,蔬菜则是腌制的黄瓜、白菜叶,全是蒙古式的家常。


能吃的似乎都搬上桌了,桌上还有一袋麻花、一袋花生、一盒山楂片。最不搭的可能是一盘三文鱼,那是杭盖乐队的队长伊立奇从北京宜家带来的。除了肉,当然不能少了酒,两瓶草原白酒放在桌上,绿瓶白皮,度数六十,可以点出火来,只要十块钱一瓶。除此,还有黑方威士忌一整瓶,红酒大半,两桶二十斤装的啤酒,像两块黄色巨石压在桌上。


这里是内蒙古正蓝旗,离北京450公里,距离不算太远,但一过了张家口,阴山以北,景色便大不相同,扭曲低矮的石头山脉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秋原,秋草萋萋,马群和羊群四散点缀,像草地上的鹅卵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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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车从高速下来,看到这个街口,就进入正蓝旗了。


小城楼房低矮,粉刷雪白,街道空阔,少见行人,倒是城边一条河名叫闪电河,陡增几股气势。每年,当杭盖乐队要出一年的新专辑,写新歌的时候,乐队成员便从北京、青海、成都、香港汇聚于此,待上十数天,他们在草原上的一座蒙古包里排练、编曲、合演,也在蒙古包里吃饭。蒙古包是新式的,三面都是玻璃,累了的时候他们便看向玻璃外,马在吃草,金莲花开满整片草原 。他们对这片草原如此依恋,队长伊立奇甚至在正蓝旗买了房子,从北京搬到了这来住。


说起正蓝旗,没几个人知道,但离城市不到十来公里,就是八百年前的元上都。上都之名,在《马可波罗行记》里是梦幻之都的代名词,一段时间里,人们认为马可波罗记载的那个帝国的都城是元大都,也就是现在的北京,但在元代,大都是冬宫,上都才是夏都,每到春夏,大元皇帝便北行前往草原,管理他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 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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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蓝旗附近是八百年前的元上都,每到春夏,大元皇帝便来到这里,管理他横跨欧亚的帝国。


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汗的时候,正是 一年春暖时节。马可波罗曾经这么描述这座世界之都,以及蒙古人的骄傲:“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,他还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。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,装饰得富丽堂皇......当大汗骑马驰骋在这片草地上的时候,他常命令侍卫带上一头或数头小豹同行。当大汗高兴时,就会放出这些小豹,这些小豹则马上就会扑向牝鹿、山羊或黄鹿。而大汗却将小豹取的动物送去喂鹰,仅借小豹的猎兽取乐而已 。”


这座城市曾是这个世界最强大民族王冠上的宝石,金莲川草原,承载了蒙古人所有的骄傲和失落,一共六位大元皇帝在此登基,而大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帖木儿面对元末的农民起义,一筹莫展,也是从北京逃往的上都,接踵而至的是如尘般愤怒的汉族军队,他们将上都化为草原上的断壁残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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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落山,气温骤降,草原之城显露出严酷的一面。


我们围坐桌前的这个夜晚,草原空空寂寂。


“蓝旗什么声音都没有,只有我们的声音。” 胡日查说,“ 你们耳朵不嗡嗡的吗?”胡日查是杭盖乐队的主唱,口弦歌者,他举起酒杯让我们聆听草原空阔辽远的声音。他有着壮硕的体材,坐下的时候像一口巨型的钟。他留着浓密的胡子,方面大耳,带一条手指粗细的银链,胸口是一个骷髅头,有点美国嬉皮士的打扮。他的坐骑现在不是马,而是一辆哈雷摩托,但无人会怀疑他不是一条蒙古大汉。他是和硕特蒙古人,世居青海德令哈,他的太姥爷曾经将追赶的敌人埋进沙丘。如今,胡日查最爱说的两句话分别是,“ 喝点酒吧。” 以及 “ 让我们唱歌吧。”


“一到蓝旗这边,能放松下来,在北京老赶着和挤着。”伊立奇说,他是杭盖乐队的创始人,大家都叫他队长,他弹奏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套布秀勒(一种传统的两弦弹拨乐器),班卓琴,并担 任呼麦。他是蒙古族,但在北京长大,现在则搬回了正蓝旗。相比蒙古人通常强壮的体魄,他显得有些瘦小,喜欢眯着眼睛笑,还有点焉儿,但说起音乐和蒙古,就会陡得精神起来。


通过《 马可波罗行记 》,上都成为欧洲人想象中的世界之都,被诗人和文人写进自己的作品,变成一个梦,最终,它成了欧洲许多民族语言中的一个特殊的词汇,表达梦想之地,犹如“ 香格里拉”一样,一个可以用美丽、繁华、神秘来形容之处。它的影响力直至当代,天文学家甚至用“上都”一 词命名了土星的第六颗卫星。


在国外,上都之名远比国内著名。某种程度上,也是这支乐队的写照。当杭盖乐队在国内还未被广为熟悉时,就已经在国际舞台上闯出声名。或许是在欧美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乐队。


可兹佐证的证据不胜枚举:十年来,杭盖乐队在东西方的六十多个国家,演出超过五百多场,参演了“ 欧洲四大音乐节” 之一匈牙利的Sziget和丹麦的Roskilde(罗斯基勒音乐节);在荷兰最大的摇滚音乐节Lowlands压轴、在世界最大的重金属音乐节Waken Open Air压轴、在欧洲最大的金属音乐节之一Zwarte Cross 压轴,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民谣音乐节Woodford压轴、在亚洲最大摇滚音乐节Fujirock(富士音乐节)压轴......


「杭盖」


他们的专辑《远走的人》曾被英国著名权威音乐杂志《MOJO》评选为“2010年度十大世界音乐唱片 ”。但直到2015年,他们获得了《 中国好歌曲 》的冠军,在国内的名气才直线上升。


原因之一,可能是杭盖乐队的大部分歌曲都是用蒙语演唱,在国内音乐圈,无疑有些另类,而且没有官方翻译的歌词。对于身处汉文化圈的歌迷来说,接受起来就没那么轻易。在《中国好歌曲》的决赛现场,他们应要求将蒙语歌词改成了汉语,唱起来总有些不得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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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长 伊立奇、主唱 胡日查

黑色皮夹克 Emporio Armani / 黑色麂皮贝雷帽 Cerruti 1881

皮毛马甲 Brunello Cucinell / 墨镜 Ray-Ban


对此,队长伊立奇倒是不大在乎,“ 这是个过程,有的人比较在乎歌词,但国外都不在乎,没有人非得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”让他在乎的是如果强行将蒙语翻译成汉语,会面临失真,“ 这中间会丢失很多东西。因为蒙语的意思太丰富了,蒙语形容的状态特别多,感情色彩会分很多层次,汉语里没有正好能对应的词。用汉语只能很简化地翻译。我们来翻译也不行。”他决定举一 个 例子,吐出了一句蒙语,他说如果翻译成汉语,意思是洁白的  房里炊烟升起,但其实在蒙语里,这个烟指的是牛粪点着之后冒出来的烟,“ 非得要改编成汉语,唱了后就别扭得不得了。”


听起来,这段说辞更像是身为蒙古人的骄傲。这种骄傲古已有之,蒙古林丹汗曾经在信中嘲讽地问候努尔哈赤:“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,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?”从这个角度来看,蒙族远比满族绵长,当已经找不到几个能说满语的满族人时,在蒙古高原,这一语言的生命力依然顽强。比如在酒桌上,杭盖乐队和他们的朋友间,总是汉语和蒙语齐飞,如果要表达最真挚的情感,似乎还是蒙语比较妥帖。当然,和一般蒙古人不同的是,若是喝醉了,杭盖乐队的成员们也会飚英文。


顺着蒙古人的骄傲,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延伸向历史。伊立奇说,他的家族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,那还是在蒙族的先祖匈奴之时,大汗的铁骑滚滚而来,是他的家族发现了被惊飞的候鸟,率领一部分族人避居兴安岭。后来,他的先祖成为世居正蓝旗的察哈尔人,他们不仅曾是黄金家族的铁 卫,在满清之时,也是皇帝陛下最勇猛的战士。僧格林沁冲向英法联军的八旗骑兵,便有两千察哈尔人,他们纷纷战死沙场。伊立奇说,他的祖父便是一名骑兵。听着祖辈的故事,伊立奇在正蓝旗生活到12岁,然后随父母搬往北京。在北京,他按部就班读书到16岁,进了修飞机的技校,两三年后在首都机场成了一名修飞机的技工,值班两天休息两天,工作谈不上枯燥但也有些无聊。最值得回忆的,是亲手拆解了一架波音767。放工之余,他玩乐队,一开始走的是说唱金属的路子,带着美国乐队“ 暴力反抗机器”的风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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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头琴/呼麦 巴图巴根 、主唱/吉他 义拉拉塔

黑色工装皮衣 Bottega Veneta

双排扣毛领褶皱纹路夹克和针织 拼毛呢礼帽 Giorgio Arman / 墨镜 Oliver Peoples


但对西方音乐的模仿不能让他满意,于是伊立奇自学起了民族乐器,一下子沉迷其中,蒙古的血脉就这么在音乐里复活了。十年前,德国人拍摄了一部关于北京地下乐队的纪录片《北京浪花 》,伊立奇便是其中最另类的一个,相比其他乐队的中式摇滚、西式愤怒,他向导演展示的是呼麦,还会站在自家窗台,一本正经地告诉拍摄者,窗外的大马路,原来就是元大都的城墙。当时,伊立奇还是一个有些忧郁的少年,他告诉德国人,因为沉迷自己选择的音乐之路,他和往日的同学、朋友已经没了联系 ,“ 我感觉我自我封闭很长一段时间了。”


那是一段起于微时的时光,音乐上的孤独只有同伴才能消解。伊立奇和胡日查是在一场音乐会上结识的,两个蒙人撞在了一起,喝酒就成了最好的开场白。当时大家挣得不多,花光了兜里的一百块钱,才发现没有了打车回家的路费。吉他手兼主唱义拉拉塔来自内蒙克什克腾旗,马头琴手巴图巴根出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的一个牧民家庭。两个旗和正蓝旗东西相邻。


为了追寻音乐,他们在同一年来到北京。义拉拉塔这么描述他最初爱上音乐的时候,“有一次我在草原上对着一头骆驼唱了一首关于母亲的歌曲,唱到中间的时候,骆驼的眼泪像珍珠一样一颗一颗流下来,当时我就信了这个,这就是蒙古音乐的力量吧。”巴图巴根是杰出的马头琴手,还是一个参加过拉力赛的摩托车手,他对风和速度的喜爱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:有一年他驾车从正蓝旗开往北京,一 路飞驰,罚款八千块,差点吊销了驾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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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辆开了二十多年的宝马车是巴图巴根的,早已验不了车,成了伊立奇的草原坐骑。


在杭盖乐队,除了三弦兼吉他手艾伦是音乐科班出生,其他人都是自学。创作新歌的主力,义拉拉塔,队长伊立奇也闹不清他到底识不识谱,简谱估计是识,五线谱就说不准。伊立奇说,义拉拉塔反着手弹吉他,这不是他故意,而是当年自学时就这么学,现在想改也改不了。有时在音乐会上要和交响乐团合作,发下来总谱,他们总是将之弃置一旁,因为看也看不懂。当他们在正蓝旗的蒙古包里创作新曲时,那才是对他们而言最自然的状态,该是什么旋律,该是怎么编曲,都是说出来、弹出来、唱出来,几个人一合计,便成了他们的歌 。


他们的歌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,与血缘相通,与蒙古长调、草原民歌、马头琴、呼麦这样低沉悠扬的声音相连。间或还要有马蹄声 、草原风,所以这也是一个通过音乐印证故土家园的故事,不免几分骄傲,几分幻想。乐队取名杭盖,杭盖在蒙语中,指着“一个有着蓝天、白云、草原、河流、山和树林的世界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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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正蓝旗当天,市中心广场上正在举行蒙古运动会开幕式的彩排。


「酒歌」


上都毁灭已经超过三百年,现在这里只有一个叫做正蓝旗的小镇。小镇最巍峨的建筑是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,三个巨型烟囱日复一日地在草原上吞吐云烟。据说,这个电厂的电力都是输往北京,负担了北京五分之一的发电量,但伊立奇住的小区却常常停电。我们围坐喝酒的这个夜晚,房间里就不得不点上蜡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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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电站是正蓝旗最显眼的建筑,据说为北京提供了五分之一的用电量。


这就好像蒙人赖以自豪的生活方式, 游牧也好,纵马奔驰也好,在这个现代社会,只是对前现代生活的一种浪漫化追忆。农耕不断地向北推进,草原也不会一成不变地还是歌谣里的样子。蒙人追忆过往,外人也消费着对蒙族的想象,一个有着 “绿色的草原,蓝天白云”的地方。


“但其实这种最美好的时光,是非常非常短暂的。夏季瞬间就过去了,然后在整个一年里,蒙古人在草原上的生活,是和自然界做着非常艰苦的一种搏斗。在非常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。”伊立奇说,蒙人的音乐也是来源于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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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草原就遇见了广阔,无论天还是地。


“我们来唱歌吧。”胡日查说,酒已半空,朋友们东倒西歪,夜色更加明亮。他把酒杯注满,酒意朦胧。他用蒙语唱起了一首民歌《金色的秋天》正蓝旗的秋天寒冷异常,到了夜晚,温度接近零度。金色的是胡杨林,白日里,金色的叶子随风摇摆,像阳光坠落在草原。但叶子很快便会落光,冬天就来了。伊立奇说,人生的状态也是这样,《金色的秋天》唱的是秋景,但也是在感慨人生、生命和自然。


“长调歌就是哲学,长调歌就是解释人的一生,是用音乐解释了哲学,长调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。草原上公认的长调大师,是他心灵上的东西,超过了普通人。”


胡日查举着杯说:“ 我特别希望每个人都活得有意思,活到一百岁自己这一生不要太辛苦,该享受生活就享受生活。”


这可以理解为什么蒙人钟情于酒。酒与歌,总是互相催发,互为意气。义拉拉塔说,参加音乐会的时候,他们总是喝着酒, 那样更在状态。也确实有歌迷报告,某年某场音乐会,胡日查提着啤酒就上了舞台。伊立奇说,他们曾经一个月干掉二十多瓶蒙古国产的成吉思汗威士忌。后来放下豪言,要运一集装箱过来慢慢消灭,可惜被酒厂拒绝,理由是“自己都不够喝 ”。这是豪勇,也是对生活的态度。

伊立奇告诉我们更多有关蒙人音乐和蒙人哲学的认识,他说起胡日查歌声中的节奏,说那来源于蒙人马背上的颠簸,并将之与西方音乐对比,“在那个律动里,音乐是没有完全准的节奏。但是西方音乐是从教堂音乐发起的,要按规范来,讲究和谐 但不是自然的。蒙人的音乐也讲和谐,但是自然的里面有沧桑。”伊立奇点燃了一根雪茄,似乎越喝酒眼神越明亮,“ 所以这个文化从13世纪也好,到现在也好,不是一个落后的文化。”


其实杭盖乐队已经非常国际化了,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世界各地参加音乐会。他们每年的新歌虽然都在正蓝旗排练,但专辑制作全部在国外。上一张专辑的录制便是在美国纳什维尔——乡村音乐之都。杭盖乐队用的录音室,是迈克尔•杰克逊最常用的一个,而专辑制作人也是Pink Floyd的制作人。乐队成员不再住在故乡。义拉拉塔说他现在大概一年回一次老家,但草原上什么也没有,待久了就待不惯。巴图巴根跟随新婚的妻子住在了香港,开始学习港人的处世哲学还有“汤补”。人到中年,他俩都戒酒了。


倒是伊立奇,他把家搬回了正蓝旗,在当地买了房子,将母亲和女儿都接了去。他让女儿去上蒙语幼儿园,希望她能对蒙语有个印象,但再大一点,孩子还是要离开的。现在说这些还太早,他享受在正蓝旗的生活,有时清早起来,他会开车去乡下收菜,都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,胡萝卜、青椒、土豆、花菜,还有一种叫大旮沓的当地菜,像萝卜,做法是和牛肉一起炖 。


“ 我们内蒙地区,离北京这么近,在北京城里的人很难理解这个文化,因为你不在这个草原很难理解。”伊立奇说。音乐就像是文化最后的遗孑,他选择活在这种文化里,也活在这种音乐里。


“ 为什么他回来了,我告诉你,他是一个好孙子,是我的好安达(类似汉人的结拜兄弟)。现在又回到自己祖宗们的祖籍,多好。” 胡日查有些醉了,“ 杭盖就是这样,我们一干十多年。容易嘛真是?一个人的人生就在这放着呢。我们做出了不少的成就,但我们还没做完,我们还要继续做。”


对此,伊立奇没有说杭盖,而是又说起了历史,或者可称为传说化了的历史。他说起了黄金家族的往事,成吉思汗告诉哲别和苏布台,他手下最杰出的两位大将,让他们往西去,什么时候见到大海什么时候回来。后来他们一去十多年,直到看见了大海,“他们当时说我们终于完成了可汗的遗愿,现在可以回来了。他们把一生放在了路上,这就是当时人的信念,人的一生就交代在那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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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左至右

1. 条纹中式领上衣 花笙记 / 羊毛礼帽 Giorgio Armani / 墨镜 Oliver Peoples

2. 黑色廓形长袍 Hiuman / 墨镜 Ray-Ban

3. 红色刺绣中式领夹克 花笙记 / 阔腿长裤 Emporio Armani / 麂皮贝雷帽 Cerruti 1881

4. 立领长衬衫 Hiuman / 羊毛礼帽 Emporio Armani



摄影:庄严

采访、撰文:张啸柏

编辑:陈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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