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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住这位年轻演员的脸,毕赣说他像记忆里来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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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1-5 10:04:5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他演了《缝纫机乐队》
还有几部你一定会想看的新电影


大鹏说,他是在刷朋友圈时发现的李鸿其。筹拍《缝纫机乐队》那会儿,有天半夜三点,他看到姚晨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李鸿其的采访,“这个男孩既会打鼓又会演戏,一定是姚晨半夜起来喂奶,定向推送给我的”。一来二去,李鸿其就成了缝纫机乐队里的鼓手“炸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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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缝纫机乐队里》鼓手“炸药”


“既会打鼓又会演戏”,这也是大鹏导演在一站站路演中介绍这位台湾新人的关键词。“会打鼓”,凭的是他十年的鼓手功底;“会演戏”,凭的是“金马奖最佳新演员”的耀眼光环,以及履历表上数个更为耀眼的新片片名——《解忧杂货店》(东野圭吾原著)、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(毕贛导演新作)。


“他长得像记忆里的人”


闹哄哄的路演现场,李鸿其被大鹏 cue 到时显得有点紧绷。这种面向普通观众的路演对他来说,是个新鲜的体验。他很少插话,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大鹏和乔杉们的听众,束着手,在一旁若有所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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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缝纫机乐队》上海站路演


事后的采访中,他说自己刚刚在舞台上时,脑子里飘过了三个问题:一. 上海观众跟刚刚离开的北京好不一样哦,这算是城市之间的文化差异吗?二. 为什么我今天回答得这么不好? 三. “炸药”这个角色算是我本色出演吗?


李鸿其是个喜欢不断问自己问题的演员,并且习惯于将问题随时记在手机的记事本里,而后自我阐释,越写,头脑越是明晰。大约是出于鼓手的自觉,他说自己头脑的思绪总是带着鼓点敲击的节奏感,“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,当,当,当,像是内心的节奏。”


片刻不停的自我审视给了他一张神情丰富而犹疑的脸,导演毕贛从这张脸上看到了过往,说他“长得像记忆里的人”;台湾影评人们从这张脸上看到了另一个李康生,交口称赞他在《醉·生梦死》中浑然天成的演技。


我们常常用“浑然天成”去形容某些超脱技巧的、近乎原生态的表演,这个说法放到李鸿其身上,不算全对。作为一个十六岁开始学表演的科班演员,他有着从高中起步的舞台剧编、导、演经验,出演《醉·生梦死》里的底层少年“老鼠”起初只是剧场外的无心插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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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醉·生梦死》里的底层少年“老鼠”


大段大段的特写镜头里,“老鼠”徒手把玩着桌上的蚂蚁和蛆,手拎猪头在菜市场漫步,凝视援交女孩的眼神里又有着赤诚的柔软。在李鸿其看来,这样一个癫狂而富有死亡气息的角色不是由他自己塑造的,而是在表演环境中自然成型的。


“我拍这个戏的时候,天天去菜市场卖菜,天天喝到烂醉,两三个月时间,就这么在剧组泡着,等导演等到不知道要做什么了,就几乎放弃去表演,变成呈现一种生活状态了。”


“表演就是一场自我疗愈”


这样一场自我重塑式的表演给李鸿其带来了台北电影节影帝,以及金马新人的光环,后者还帮助他获得了父母的认可,“表演这个行业他们摸不着头绪,但金马奖老人家都是知道的,这才开始觉得我可以继续做这件事”。


“当然,他们看我拿奖回家的反应也没有‘哇,好棒’,就只是很平常地说,‘嗯,蛮好’。”


这似乎是很多东方式家长的共通表现,钝于情感表达。作为传统的东方家长,他们对儿子从青春期开始“不务正业”,学唱歌跳舞演戏更是无从理解。他们生活的小镇位于台湾最北部的海岸边,被长大后的李鸿其形容为一片“文化荒漠”,“连一间舞蹈教室都没有”。


李鸿其差点就陷在了这片荒漠里。中学时,他依从同龄人的大流,去学了汽修,整日与机油和螺母打交道。


命运的分岔发生在某一节修理课上,他躺在车底修零件,另一个同学躺在车的另一头,“突然,同学站起来说,我不修了,我要休学。我说,好,我跟你一起休学。然后就这么决定了,然后就去学表演。”


这个画面从李鸿其的记忆里被打捞出来,就像发生在某部热血的台湾青春片里一样,带有一种漫画式的不真实感。但在他的头脑中,这一切就仿佛是命运的感召,“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诶,就好像用圆规画圆,最后总会绕回这个点。对我来说,表演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”。


这个解释听起来有点玄乎,玄乎得抹平了一个早熟少年与家人期许和小镇现实艰涩的对抗,也柔化了他一步步设定演艺目标,再一步步稳扎稳打的艰辛。


“文艺片演员不该被局限”


从十六岁的那个岔路口开始,李鸿其将自我审视化作了自我管理。他对自己演员生涯的每一步都做出了清晰的规划和贯彻——休学后,每日往返于基隆,上演艺培训班;高中立志上舞台表演,大学一年级开始独立制作舞台剧,大二走出校门,进剧场演戏,大三则开始接触影视剧,大四遇到伯乐张作骥,成为《醉·生梦死》里的“老鼠”。


金马之后,他将近一年没有接片,拒绝了大量雷同的角色,“都是‘老鼠’那样的底层”,埋头念了个哲学系;热潮过后,他审慎地选择了来自内地的喜剧导演大鹏,以及文艺片导演毕贛。


于是,2017 年这一整年,他从大鹏喜剧演起,而后又一头扎进毕贛的梦境中。用他自己的概念来定义,这是一种“拉伸训练”。


“其实我觉得,中国很多非常好的文艺片演员都被局限住了,演了太多文艺片,就不太能被人们接受去演商业制作。我认为演员是不该被限制的,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我是希望能够二者兼修。”


因此,出演《缝纫机乐队》,对他而言,是一次全面的尝试,不仅仅是尝试商业类型片中的喜剧表演,同时,也是尝试一种从未接触过的电影工业。


在台湾,李鸿其接触最多的主要是独立制片的拍摄模式,不超过五十人的制作团队,靠天吃饭,自由散漫。有时候导演不在,他和摄影师突然来了灵感,拉上录音师就自己拍上一段,享受集体创作的灵光。


到了大鹏的片场,单单现场工作人员往往就有三百人之多,片尾字幕一拉,全体幕后加起来可能有一千人。这样的制作体系所要求的,必然是精准和流程化,而精准所针对的不只是灯光、摄影、音效,还有演员的表演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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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其和大鹏

“比如我问导演,我在这里抽一根烟怎么样。他说,不,你就坐着,眼睛看大一点,嘴巴张大一点。咦,我都不需要酝酿,眼睛大一点,嘴巴大一点,效果真的就出来了。我就像一个化学元素,他们就像是做一个化学实验,我丢下去才会有那个化学反应。”


而一转眼,这套表演方式产生的惯性到了毕贛的片场,就彻底失效了。在毕贛这里,他讲求的是语感。“我说,导演,我要怎么演。他说,我不知道怎么演啊,你就站过去,你觉得摄影机要怎么拍。他问我怎么拍?”


如此截然对立的两场表演,于李鸿其而言,是极致的拉伸,也是自我规划的必要。他的“拉伸训练”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磨练演技,更是对自我边界的重新划定和延展,“我希望通过这几部电影,观众能够对我这个演员构建一个基本的雏形,‘哦,原来李鸿其是这样一个演员’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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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曾问过毕贛,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开始拍电影。那个只比他大一岁的诗人兼导演回答他,“因为我现在很年轻,我不会死板,如果我过了那个冲动,那个年轻奔放的时候,就会没有了”。


如今,这种紧迫感也成为李鸿其常常挂在嘴边的动力。交谈中,他提了好几次“趁着年轻”这个说法——“趁着年轻多演戏”“趁着年轻多念书”“趁着年轻想演一部青春爱情片”。


这个九零年生的台湾男孩不是在为年龄焦虑,也远没有必要焦虑,他只是想要抓住当时当下的生涩和生猛,好好搞清楚表演这门手艺。


采访、编辑:梁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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